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马斗全先生的大文《如何对得起陈寅恪先生和读者》（11月18日10版）后，特地从图书馆借来一册《陈寅恪诗集》，看是否这书真的如此对不起陈寅恪先生和读者。
不料对照之下，首先发现马斗全先生上了盗版者的当。他举出的八个具体的“常识性错误”例子中，倒有一多半是落空的：他所纠正的“西序”、“陈云”和“药里”，本来就好端端地印的是“四序”，“阵云”和“药裹”；而指出的所引钱谦益诗句中“洞记”的疑问（马斗全先生也未“稍费点事”去查一查），原来也明明印的是“洞房”。这当然足以证明马先生的高明，但也不免让我怀疑起我所见的这个本子来了。赶紧翻到版权页一看，确是1993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并非读了马斗全先生大文后改过的。那么，连同马斗全先生没有具体举例的那些标点混乱、繁简杂出，甚至误“恪”为“格”等等，不用说都是马斗全先生引以为据的盗版书的问题了。
马斗全先生举的另外几个例子中，“王前卢后”问题至少已有两位专家辨析过，而且编者已经举出根据和给出异文，而并未以己意妄加窜改，态度是严肃的。《甲戌人日谒杜工部祠》一诗的编年问题也是如此，诗题、诗句均如实刊出，编者自己的看法存疑而已，并未曾淆乱了读者和研究者如马斗全先生的视听。何况正是由于编者“熟悉陈先生经历”，才会有此疑问的：甲申（1944）陈在西南，得以谒工部祠；而甲戌（1934）陈却是在北京。至于“金童陵”和“鸾萧”，用的是吴彩鸾和文萧夫妻锺陵写韵的典故。“金童”与“锺”本通用，用作地名时“金童”倒是本字，不能说错；而若照马斗全先生的指点改“萧”为“箫”，反而错了。因此在马斗全先生具体指出的问题中，落实的明确错误只有误“晴云”为“睛云”和误“纪元”为“纪年”两处而已。而这倒是作者误书（大作家亦不能免），编者误录和印者误排三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这类例子是屡见不鲜的，不能独归罪于编者。
看来马斗全先生对后裔未承家学而辄敢编辑先人遗作者是义愤填膺的，这次又率尔扣上“如何对得起陈寅恪先生和读者”的大帽子，还殃及了参与主编丛书的“名教授”们。而在现实中，偏偏多的是遗作由子女编辑整理的情况，这既是幸事又是不幸。有幸之处是家人有更好的条件接近（不管是保存还是搜集）原始资料，他们也可能最了解作者的行事、情感以至某些作品的背景；不幸的是倘家人再不出头，往往很多宝贵的遗产就只能长埋地下了。若说亲人只有提供资料的义务，而没有研究的资格，恐怕也不通。学问本是天下的公器，家人既不可得而私之，也不应被排除在外。评学问只问是非，不讲亲疏。亲人有所贡献就应感谢，专家出言荒唐也不能逃避批评。这才是正理。
其实看看本书的《后记》，就不难看出编者（正是作者的哲嗣）的苦心和苦功。她们得到被劫走的遗稿后“立即将全部稿件交给父亲生前亲自嘱托的蒋天枢先生”；本书基本上只提供诗的文本而未作笺注（极少处整理说明例外，也是必要的），还请傅璇琮先生作了校阅；唯一有详注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正是蒋天枢教授（这却是陈先生的弟子）根据作者所述而补笺的，自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公平地说，这本书对研究和欣赏陈寅恪先生所做的贡献是其主要方面。
马斗全先生提的那些，并非不是问题，并非可以原谅。目前书籍中错误百出的情况确实可恶，但这本书却绝对没有坏到令人如此痛恨的程度。我将刊文与书首的诗影对照一下，就也发现了一些马斗全先生未及列举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原来的异文，有的明显的错录或错排（如庾信的“庾”均误为“庚”）但对这类可能存在的问题，编者不是已在后记中“切盼读者指正”了么？倘直接向编者或出版者提出商榷，我想他们一定会感谢不遑的。即使形诸报刊文字，也不妨宅心稍仁厚一些，更不必说在捉贼之前先要拿到真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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